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有很多美国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方面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亲眼目睹了人工智能领域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人工智能的发现时期，苹果公司从事语音识别方面的研究，语音技术从发现到实现的转变标志着人工智能的重大转变。

“发现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美国的创新，美国擅长于有远见的研究和登月计划。

几十年来，美国无拘无束的学术环境、无与伦比的研究型大学网络以及对移民的传统开放态度，使其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大创意的孵化器。

然而，人工智能的实施发挥了另一组优势，其中许多优势在中国得到了体现:丰富的数据、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和一个积极适应公共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为理念的政府。

中国还擅长将抽象的科学突破转化为成千上万有用的、商业上可行的产品。这一过程远比大多数研究人员承认的更具挑战性，它推动了许多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曾被指控“抄袭”的美国同行。

有远见的研究对人工智能总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向美国学习。但随着实际操作越来越成为游戏的名字，美国现在也有很多东西要向中国学习。

西方的分析人士经常承认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但他们往往误解了中国实力的本质。

关于中国丰富的数据，分析人士经常指出中国人口(拥有11亿移动互联网设备)的庞大规模，并声称宽松的隐私法律允许用户数据自由使用。但中国的核心数据的优势不仅在于广度(用户)的数量和访问(用户贡献的数据量),但在每个用户数据的深度——中国人民的真实世界的活动在数字格式捕获有用的人工智能算法。

例如，中国消费者经常使用微信这样的应用程序来做一系列惊人的现实生活中的事情:购买食品杂货，预约医生，管理水电设施，申请小额贷款。中国人占全球自行车共享和叫车应用需求的68%。应用程序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蛙跳效应”:中国人从未真正使用过信用卡，所以他们直接使用移动支付;中国的医院从来没有广泛的传统的病人预约系统，所以他们直接跳到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从这些庞大的数据流中浮现出来的是每个中国用户的多维图像，这使得人工智能公司能够更好地定制他们的服务。硅谷的公司也在开发类似的产品，但他们掌握的数据大多局限于在线活动:谷歌搜索、YouTube浏览量、亚马逊购物和Facebook点赞。

西方分析人士常常将中国的优势描述为主要建立在知识产权窃取基础上的技术。这种误解反映出，对于完全合法的复制模式——模仿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加以调整——的文化态度存在差异。

在硅谷，模仿其他公司的商业模式或特征是一件相当丢人的事。这样做违背了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等创新者的“不同思维”精神。其结果是，先驱者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挑战，即使他们不探索或利用他们的技术的所有可能性，他们也被允许统治这个行业。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家对于模仿成功的企业没有什么顾虑。一旦一个概念被证明具有吸引力，数十家甚至数百家其他公司就会涌入这个行业，展开一场激烈的生存之战。其结果类似于进化中的自然选择:所有的公司都从族谱上的同一个分支开始，但它们通过改变产品或商业模式来获得优势。那些改进过的产品运行良好的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而那些适应能力较低的企业则会灭亡。

从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优步(Uber)和滴滴(DiDi)等公司证明了拼车的可行性之后，中国初创企业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拼车方式:共用篮球、共用雨伞、共用自行车、共用手机充电器。这些努力大多很快就夭折了，但那些幸存下来的公司——包括少数几家实力最强的共享自行车初创企业——在短短几年内就变成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并彻底改变了城市交通。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支持。在美国经常讲的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故事中，中国政府的官员从这些公司中挑选出赢家，给它们提供巨额补贴，然后保护它们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但这种说法从根本上误解了中国政府是如何鼓励人工智能的实施的。

中国政府明白，随着人工智能从纯粹的数字世界转向实体世界，公共基础设施和机构将不得不改变。

中国正在做出更多的适应姿态，以改变中国纯劳动的生产模式，AI的进步将帮助中国完成新时代的变革。